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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马:希望能用最少的字,打进读者心灵的最深处
作者 : ——在休斯敦美南华文写作协会上的演讲摘录录入时间 : 2013-5-31字体 :

 

(2013年5月25日下午,诗人非马受美南作协的邀请,在休斯敦举行了一场名为《动了凡心》的演讲,这也是北美笔会的一项活动内容。以下为演讲摘录,小标题为魅力Houston网所加)

非常感谢刘昌汉会长和陈瑞琳会长的邀请。我常羡慕休斯敦华文界的蓬勃活跃,经常举办各种文学活动,相形之下,我们芝加哥就显得太冷清了。看了这次新移民华人作家北美笔会的赞助名单,我才明白原来这里不但有一批热情的作家及读者,还有一批热心慷慨的华人企业家。这是很可贵也是很难得的。


 
首先让我解释一下今天这个讲题。1998年我参加在香港《明报》世纪副刊上一个叫《七日心情》的专栏写作,这个专栏由7位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作家轮流执笔,记得其中有大陆的余秋雨,不久前去世的香港的也斯,还有台湾的张曼娟等。那时候我正尝试我的“夹诗散文”的写作,在每篇文章里嵌入一两首短诗,便拿这个专栏做试验场,听说反应还相当不错。後来我把这些文章编成一本书名叫《有诗为证》的散文集,黄永玉先生替我写了一篇题目叫做《动了凡心的和尚》的序,说“诗人如果是和尚,和尚如果有时动了凡心去拈花惹草,那就是散文。非马的散文。这就是与众不同的奇思妙想的散文。”我把书稿交给台北的未来书城出版。没想到正要买机票回台北参加新书发布会的时候,却突然传来出版社关门的消息。後来我把书稿转换成简体字,找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出版,出版社觉得《有诗为证》这个书名不够吸引人,建议从黄先生的序里取出《凡心动了》这四个字作为书名,在2005年出版。前年台北的秀威出版社出版的《不为死猫写悼歌》是这本书的繁体字版,加上我最近几年写的一些散文。
 
怎样才是一首好的现代诗
 
当年在台北工专(也就是现在的台北科技大学)念书的时候,觉得课程太枯燥,年青的心灵需要文艺的滋润,便和几位同学创办了一个叫《晨曦》的文艺刊物,由学校供应纸张,我们自已编写自己油印自己发行。碰到稿源不足的时候,作为主编的我就写些东西包括散文小说诗歌去填补空白,我的第一首诗便是那时候的产品。工专毕业後去接受预备军官训练,然後到台南一个新兵训练中心当排长,训练一期又一期的新兵。有一期的新兵里头有一个出版过一两本散文集的文艺青年,看到我在带兵打野外的时候也偷空阅读文学书,便提起他经常发表作品的一个文艺刊物,并介绍我同主编认识。後来又经由这位主编同当时住在台中的被称为天才诗人的白萩见面。但在我离开台湾来到美国留学之前,我只发表过一两首徐志摩体的诗。
 
在美国的头几年,忙於学业及工作,又要谈恋爱结婚生小孩,没多少空馀的时间去接触诗。後来生活比较安定下来,刚好白萩那时候在主编带有浓厚乡土味道的《笠诗刊》,希望我能利用地利,尽量多译介一些刚出版上市的带有泥巴味汗酸味人间味的诗集,每期留了大量的篇幅给我。就这样,从美国诗开始,後来又扩大到加拿大丶拉丁美洲以及英国诗人的作品,还有英译的土耳其丶希腊丶波兰丶法国和俄国等地的诗,几年的功夫我一共翻译了将近1000首,相信这些译诗对台湾诗坛的发展有相当程度的影响,可惜结集成书的只有几年前台北书林出版的一本叫《让盛宴开始——我喜爱的英文诗》的中英对照诗选,以及一本法国现代诗人《裴外的诗》(Jacques Prevert, 1900-1977)。
 
在我翻译的美国诗里面,有一首诗经常提醒我并警惕着我,那就是女诗人狄金森(Emily Dickinson,1830-1886) 所写的《我是个无名小卒!你呢?》:
 
我是个无名小卒!你呢?
你也是个无名小卒?
那我们可成了双──别说出来!
你知道,他们会把我们放逐。
 
做一个名人多可怕!
众目之下,像只青蛙
整天哇哇高唱自己的名字
对着一个咂咂赞颂的泥淖!

 
它告诉我,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平凡人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。另外对我有相当大影响的是美国意象派诗人威廉斯(William Carlos Williams,1883-1963)。他是一个小镇上的小儿科医生,他的许多短诗便是在看病的空档用打字机敲打出来的。虽然他从未正式参加过任何派别,但他可能是美国诗人当中读者最多的一位。我很喜欢他一首叫《场景》(The Act) 的诗:
 
玫瑰花,在雨中。
别剪它们,我祈求。
       它们撑不了多久,她说
可是它们在那里
       很美。
哦,我们也都美过,她说,
剪下了它们,还把它们交到
       我手上。

 
我常引用这首诗来说明我对现代诗的一点看法。我认为一首好的现代诗,应该留给读者足够的想像空间。诗人的任务只是提供一座舞台,一个场景,让读者凭着各自的背景与经验,随着诗中的人物及事件去发展,去想像、去飞翔、去补充、去完成。它可能是生活中的一个片段,一个人物剪影,一段对话或一个心灵风景的素描。不说理,不自以为是地去作阐释或下结论。因为我们的经验每人不同,每天每时每刻都不同。读者可根据各自不同的经验与当时的心情,去获得不同的感受。这样的诗是活的诗,不断成长的诗,历久常新百读不厌的诗。……总之,短短几行,可能性却无穷。这便是诗,丰富耐读的现代诗。

我的写作语言与读者

一边翻译一边吸收营养,渐渐地我自己也开始写起诗来。在不是故国的地方写诗,面临的最大问题,除了文化的差异之外,便是:用什么语言写?为谁写?写什麽?这些问题当然是相互关联的。当时雄心勃勃的我,确有用英语写诗,进军美国诗坛的念头,但很快便体悟到,如果思维仍习用母语,那么最自然最有效的诗语言应该是自己的母语。用第二语言的英语写诗,无异隔靴搔痒。语言确定以後,自然而然地,汉语读者成了我写作的对象。

当时美国的汉语报刊不多,刊载现代诗的副刊更少,而大陆的门户还没开放,因此台湾的读者成了我的主要对象,旁及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区。对这些读者来说,美国的题材虽然也许可能产生一点异国情调或新奇感,但不可避免地会有隔阂;写台湾的题材吧,对住在美国的我来说又缺乏现场感。在这种情况下,写世界性的题材成了比较好的选择。深层的原因当然是我一直相信,任何事物,只要深入它的内部,总可以找到一些能同时感动许多不同种族丶不同肤色、不同历史、不同文化、不同宗教、不同年龄,不同性别或不同职业的人的东西。作家的任务,便是挖掘出这些事物的本质以及广义的人性,想办法把它们完美地表达出来。
 
根植现实 与生活经验息息相关

我写诗写得最勤快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。在美国华文界,八十年代是诗的黄金时代,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如此。陈若曦主编的《远东时报》副刊丶王渝主编的《侨报》副刊以及曹又方主编的《中报》副刊,都大量刊登过我的诗作。特别是陈若曦,她登得快,我也写得勤。
 
前几天我收到马来西亚一个大学女生的来信,说她正在研究我的作品,要撰写论文。她问我认为自己的诗大多属於什麽类型?我要她参考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这本由海南大学的唐玲玲周伟民教授编著的《非马艺术世界》,书中分别由诗,散文,翻译,绘画与雕塑各方面来检阅我的艺术世界,并把我的诗分成八个不同的主题分类。但我告诉她,不管是什麽主题,我的诗都是“动了凡心”的结果,也就是说,它们都植根於现实,同大多数的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。
 
另外有一点要提的,是许多读者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对我的诗的形式不太习惯。我的诗一般都很短。这同我对诗的追求有关。我希望能用最少的字,打进读者心灵的最深处。我的诗有时候只是一句话,而诗句的分行也比较特别。通常我的分行是基於下面这三个考虑:(1) 内在节奏的需要;(2) 突显我要强调的字眼;(3)造成诗意的岐意或多解。
 
除了陆续将我的汉语作品翻译成英语,并在前年出版了第二本英文诗集〈在天地之间〉(Between Heaven and Earth) 之外,最近几年我也尝试着从事双语写作。无论是由汉语或英语写成的初稿,我都立刻把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。我发现在翻译的过程中,一些文字上甚或文化上的异同,往往会自动浮现出来,使我对原作(不管是英语或汉语)能采取一种比较客观的批评眼光。这种相互激荡反复翻译修改,使诗的表现达到最佳平衡的过程,至少对我个人来说,是一种非常奇妙有趣的经验。
 
接触文学艺术很重要


我一向认为,不管一个人的职业是什麽,花一点时间接触文学艺术是很重要的。美国前任桂冠诗人泰德•库舍(TED KOOSER,1939- )曾经在内布拉斯加担任过一家保险公司的主管,出版过十几本相当畅销的短诗集。他说写诗带给他许多好处,在一个电话纷响丶文件乱飞的杂乱世界里,写诗使他恢复了心灵的秩序与安宁,是一种免费却无价的高尚娱乐。
 
根据非正式的统计,光是在芝加哥这个城市,便有不下於100位的“诗人主管”(包括企业界及政界各部门的主管)。他们利用空档──咖啡时间,午休时间,搭乘火车上下班的时间──把一天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,用诗歌的形式在纸上或电脑上记录了下来。他们各有各的写诗理由。有的是为了纾解工作压力;有的说写诗使他们尝到了创作的乐趣,得到了心灵的自由与满足;有的说写诗使他们保持情绪的平衡,知道什麽事该轻松马虎什麽事该严肃认真;更多的人说写诗让他们能更客观也更灵活地看待问题,做出较佳的决策,因而提高了他们做为主管的工作表现;更有人说写诗使他们的心变得更柔和,更富同情心,更易於与别人相处沟通;当然最重要的是,因为写诗的缘故,他们能用比较天真好奇的眼光,在本来可能是平凡灰暗的世界里,发现即使是一草一木,都充满了生命的光辉与神奇。活水在他们的心头流动,生活不再那麽枯燥无聊,家人丶朋友丶同事丶邻居甚至街头巷尾的陌生人,都一个个变得面目可亲了起来。
 
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写诗,但花一点时间读诗应该是大家都可做到的。我常引用英国作家福特(Ford Maddox Ford,1873-1939)的话:“伟大诗歌是它无需注释且毫不费劲地用意象搅动你的感情;你因而成为一个较好的人;你软化了,心肠更加柔和,对同类的困苦及需要也更慷慨同情。”诗歌如此,其他艺术也如此。

我的绘画与雕塑
 
九十年代初期,我同我太太一起跟几位来自中国的画家朋友开始学画。在这之前,我虽然对绘画很有兴趣,却一直敬而远之。原因是我从小学开始,美术就是最差的一门课,每次劳作都做得一塌糊涂。所以我想这辈子大概只能像我对音乐一样,站在旁边做一个欣赏者了。刚好诗人画家楚戈从台北来美国开画展,经过芝加哥到我家作客,谈到学画的问题时,他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画家,只要肯学,谁都能画,他自己就是一个好例子。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後来我又自己摸索着学做雕塑,发现雕塑的随意性及自发性更强,更能满足我的创作欲。……当语言文字在一些感情面前吞吞吐吐甚至保持缄默的时候,绘画及雕塑便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及途径。不管有没有成就,我发现学画以後,对色彩及光线更敏感,也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。这些多多少少都影响并丰富了我的诗思。

 

上图:北美笔会联合主席陈瑞琳、诗人非马、美南作协会长刘昌汉合影。

下图:非马的部分作品。